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的诸侯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饱经战火之苦的民众终于有了和平、安宁的生产生活环境。北宋王朝的建立，为当时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作为都城的东京，也成为世界上第一大都市。

　　中国历史上GDP最高的朝代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朝代了，“弱宋”二字似乎已盖棺定论。但换一个视角，不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定都东京开封。都城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组成。外城为方形，南北长7.5公里，东西长7公里，有13座城门和7座水门。城外有著名的壕沟“护龙河”，宽30多米。内城又名“里城”，里城内有宫城，又名“皇城”。这种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城构成的都城布局被元、明、清仿效，对后世的城市建筑影响很大。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生动记录了北宋都城的城市生活风貌。在这幅画卷中，人物繁多，场面浩大，北宋繁盛之态可见一斑。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人口的增长历来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北宋人口最高纪录出现在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宋史·地理志》）。而唐朝人口最高纪录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通典》卷7《食货》）。北宋人口是唐朝的两倍，在历史上仅次于清朝。

　　北宋垦田面积最高纪录出现在宋英宗治平时期，面积为1400多万顷（《宋史·食货志》）。而唐朝垦田面积最高纪录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为620万顷（《通典·食货志》）。宋代垦田面积也是唐朝的两倍多。

　　汉唐以来，北方小麦和粟亩产一般徘徊在一石左右，北宋由于农民精耕细作，推广良种“占城稻”，故“长江下游、江浙一带，中熟之年，亩产米二石至三石”（《宋会要·食货》）。广德湖灌区“亩收谷六七石”。北宋粮食总产量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284亿斤，是唐朝595亿斤的一倍多。

　　唐朝赋税收入最高纪录出现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实行两税法的第一年，财政收入为1305万贯；而北宋真宗天禧五年（1027年），岁赋为1.5亿贯（《宋史》卷179）。北宋赋税收入为唐朝的10多倍。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之唐朝，突破了市和坊的界限。传统的都城布局都是遵循坊市制，唐代长安城达到鼎盛。在这种制度下，整个城市如同棋盘，作为居住区的坊与作为商业区的市分离，且四周筑以高墙，坊、市门口有专人把守，启闭时间由政府统一规定，晚上实行严格的宵禁。北宋之初也采用这一制度，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东京城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封闭的坊市制遭遇危机，市民推倒坊墙、临街开店的现象屡禁不止。到了仁宗景祐年间，政府作出让步，允许百姓临街开设店铺，坊市制度告别了历史舞台，让位于街巷制。自此整个东京城全面开放，店铺鳞次栉比，商贩旅人云集，大街小巷、桥头路口均成为交易之地，连夜市也逐渐兴盛起来，东京成了一座繁华的不夜城。

　　此外，北宋时期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宋朝的经济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

　　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城为何会这么富庶、繁华呢？这与北宋时期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直接联系。

　　宋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设立了皇帝统治下的三权分立制。他把过去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分开，形成互不统属、相互平等、由皇帝控制的三个独立部门：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管理财政的三司。在干部任用制度上，宋太祖又实行了独特的官、职、差遣三相分立制度。此外，还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

　　经过改革，北宋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政治趋于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时期，北宋继续改革经济制度，实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宋徽宗后期，北宋的社会经济经历150多年的长足发展，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据统计，北宋税收最高达1.6亿贯，换算成今日的美元，则当时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写道：“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人均收入已经世界领先，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按麦迪森评估，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960年后，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北宋理应成为中国历史上GDP最高的朝代。

　　四水入汴运通全国

　　1284年，30岁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到达梦寐以求的开封，饱览了开封景色和风土人情。1295年，马可·波罗离开中国返回故乡，写成《东方见闻录》一书，对开封极尽赞美之词：“开封有汴河直通运河，北连通州（北京）、南通杭州，城内六条水系，和我的故乡威尼斯何其相似乃耳！”

　　开封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宋定都开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漕运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漕运物资能否有效地供应京师，直接关系到国家中枢机构的安危存亡。

　　开封地处运河与黄河的交会点上，可谓交通便利、贸易兴盛的水陆之埠。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上，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对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主要依靠南方漕粮接济的集权王朝来说，无疑具有建都的优势。而这也正是北宋统治者战略思想的着眼点：即依靠便利的漕运，接济京师，以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

　　北宋时期的东京，漕运网络远比洛阳、长安发达。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流贯城内，并与城外的运河系统相衔接，环绕京畿合称“漕运四渠”。

　　漕运四渠分别流向不同的方向，《文献通考·国用考》中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化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师；京东自广济河至京师。这四条河流将全国的水运网络联系成一个整体，对东京这座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汴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运线，也是北宋王朝的政治生命线。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城内上百万军民的生活物资大都通过水运而来。而东京城内的手工业原材料、商品等大都通过水运而来，又通过水运发往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全国各大水系在东京交会，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网络，在京城内，汴河、广济河、惠民河、金水河互相贯通，黄河连通运河，汴河连接淮河、长江，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凭此紧密相连，真正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水运体系，各地物资实现了大交换、大汇集。

　　东京开封的商业布局，因运河表现出全新的面貌。在《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宋人喜欢临河开店，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邸店鳞次栉比，桥道两边也摆满小摊，形成了繁荣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贩、脚夫、马车拥挤于街道，入夜之后，市井间热闹不减白昼。

　　《东京梦华录》介绍道：“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州桥夜市之所以这么喧闹，是因为仓场建于这一带，汴河上的货船驶至州桥码头后，需要靠岸卸货、仓储，物资在这里集散，人流也在这里汇合。

　　再来看《清明上河图》。在汴河中，共绘大小船只29艘，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逆流而上，有的停泊靠岸、在码头卸货。大型船只过虹桥时，船夫们都出来帮忙，有的用竹竿撑着，有的用长竿钩住桥梁，防止船只与桥梁相撞，有的用麻绳挽住船，有的忙着放下跪杆，以便船只通过，桥上的人伸头探脑，为过船的紧张情形捏了把汗。

　　虹桥是汴河上的咽喉要道，画卷中整座桥气势恢宏，桥身高大，使得汴河上的船只都能顺利通过，桥上挤满了商贩和行人。这里是进城的必经之路和汴河码头的交会处，车来人往、商品集中，甚至连劳务市场也在这里形成。而岸边，不少劳工或肩扛，或用牲畜拉载货物，这些物资均是从全国水运来京，在此下卸，广大劳工们以此谋生。

　　《宋史·地理志》收录有近50个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其中位于运河沿线的有15个，差不多占了1/3。处于运河网络中心的东京，人口更达百万之巨，“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完善的水运体系为东京开封府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外，它使全国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入东京，并由此发往有需要的地方，促成了全国井然有序的物资交流；对内，它方便了城内的居民生活，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开封当时的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数量超过了隋、唐时期的长安与洛阳，不仅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

　　工业化雏形已显现

　　1086年的一个夜晚，61岁的德兴人张潜和往常一样翻阅古书，突然在《神农本草经》中瞥见“胆水能浸铁为铜”字样，激动不已。

　　谁也不曾料到，这样一句“蜷缩”在古书之中、无数文人学士都不曾留意的文字，竟由此引发了一场冶金史上的技术革命。十几年后，张潜的《浸铜要略》一书问世，后世的评价是，该书奠定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冶金科技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标志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化学方法炼铜的国家。

　　在自然界中，铜主要以硫化铜的形式存在，硫化铜经氧化会变成硫酸铜。硫酸铜溶液呈蓝色，像胆汁，中国古代称之为“胆水”。铁元素比铜元素活跃，将铁片或铁棒置于硫酸铜溶液即“胆水”中，铜离子就会被铁离子置换出来，产生单质铜，这就是湿法炼铜的原理。

　　如今，这已经是最基础的化学知识。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中国人已经认识了这一原理并将其用于工业生产。《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当时用胆铜法生产铜的地区主要有11处，规模较大、生产持久的是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和韶州岑水。

　　1094年，69岁的张潜让二儿子张甲管理家政，自己开始整理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经验，着手写《浸铜要略》。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这部开世界湿法冶铜先河的著作诞生了。

　　1098年，张潜的《浸铜要略》获朝廷批准刊行。当皇上得知该书竟是一位73岁老人所著时，感动不已，立即授予张潜少保府君之衔，同时分别授予其子张磬、张甲少师府君和成忠府君之衔。

　　接着，朝廷连颁两道诏谕：一是批准设立德兴“兴利场”，命张潜为场官，张磬、张甲协助总管铜场事务；二是在全国推广湿法炼铜。从此，这项冶金新技术很快在全国推广，“诸路岁收铜数百万”。宋高宗绍兴年间，湿法炼铜产量已占全国铜产量的85%以上。当时，中国成为世界上产铜最多的国家。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矿冶业是由官府独占经营的一宗巨大财富，对于王朝财政和军事力量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宋代，特别是北宋的官府工业，矿冶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宋史学者葛金芳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工业化雏形，最好的例子是铁的产量。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4000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两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为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20%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

　　北宋时期，政府对矿冶业的开发具有一股狂热的激情。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报矿人甚至可优先承包矿场的开采（但对寺观、祠庙、公宇、民居、坟地及近坟园林下面的矿产，不许报矿，即使报矿，政府也不许开采）。宋朝的矿冶业多实行私人承包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文献通考·征榷考》）。矿坑开采出矿，矿户只需向官府缴纳20%的税，其余的产品可自主销售，利归自己。这叫做“二八抽分”，无疑是一项可以激发民间采矿积极性的制度，北宋矿冶业的繁荣应归功于此。

　　矿冶业以诱人的收益，吸引了无数游民，有些矿山居然聚集了10余万人，“信州铅山县出铜无算，常十余万人采凿（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1）。那些搜寻矿苗的人，“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居然大多数都不带本钱。那么开矿的本钱从何而来？由政府贷款，等到炼出矿产品，再归还政府本钱，以后的利润则归矿冶户所有。

　　为鼓励民间贷款开矿，政府还承担了放贷的风险：若“开采不成，及无苗脉，或虽有而微细，其所借官钱并与除破，即不得过三次”（《宋会要辑稿·职官》）。矿冶户如果采矿失败，可不用偿还贷款；只是三次开采失败后，即失去贷款资格。后来政府觉得矿冶户获利太大，又提出利润分成，这样，作为出资人的政府与矿冶户之间，结成了新型的股份关系，或者说，政府这时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贷款方，而是相当于风险投资人了。

　　北宋时期，采矿技术非常先进，已掌握了开凿深井与巷道的技术，“取矿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处”（杨时《龟山集》卷四）。1960年，考古学家曾在河南鹤壁发现一处宋代煤矿遗址，由竖井与巷道组成，竖井深约46米，巷道4条，全长500多米。在这么深的地下作业，必须有应对渗水与毒气的措施，宋人发明了抽水辘轳及排水技术，并利用火探测一氧化碳。宋代的煤铁产量之所以能够大幅提高，显然有赖于这些先进的采矿技术。

　　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按日本学者吉田光邦的估计，北宋的铁年产量为3.5万吨至4万吨，美国学者郝若贝则相信有7.5万吨至15万吨，葛金芳也认为宋代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而到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只有14.5万吨至18万吨。

　　北宋“工业化”水平居当时世界首位，首先是由于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次是由于矿冶及其相关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改进，再次是由于一些矿冶制度的建立，例如由民承买制度、监坊的奖惩制度等。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当然，终宋代之世，矿冶产量的升降、矿冶点的兴废，变化都很大。但无论如何，宋代矿冶业在整个矿冶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这是没有异议的。

　　庞大的财政税收

　　北宋时期，我国迎来了一次经济腾飞，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先看这样一组数字：两宋时期，国家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16000万贯，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在8000~9000万贯，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最高也达10000万贯。数据是否真实，我们无法准确判断，但北宋时期庞大的财政收入却是事实。那么，这庞大的财政收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税收。

　　除了晚清时期，中国古代一直以农业税为主，唯一例外的就是北宋时期，实现了工商业税超越农业税。工商业税到底都有多少种？《宋史·食货志》：“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榇，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

　　简单地说，宋朝收税大体上分为谷、帛、金铁、物产四类，谷就是交纳各类谷物，帛就是各类的织物，金铁包括金、银、铁等，也包括通行的铜钱和铁钱。另外，还有物品，比如各类的茶、盐、革、草、蜡等，都是官府收税的对象。

　　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的负担也极其巨大呢？熙宁十年（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北宋时期的财政收入如此庞大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中国古代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北宋时期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

　　北宋政府为了获取高额岁入，对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如盐、茶、酒、矾和进口商品，实行禁榷专卖与合买，也就是国营垄断。这些垄断经营获得的利润，在北宋的岁入中占有重要地位。

　　盐是人类的必需品，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它。盐很早就成了市场流通的商品，但在北宋官府及其垄断经营的控制下，它被剥蚀了商品原来的光彩和固有属性，成为国家特别是军队和官僚机构赖以存在的物质支柱之一。

　　盐税在历史上被称为“盐课”。据《尚书·禹贡》记载，青州所贡赋税中就有盐。西周时税收设为九赋，是国家财政的经常收入。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设官掌管盐政并征收盐税后，盐税成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春秋中期，齐国在桓公即位后，用管仲之策，率先实行了盐专卖。而其他各产盐国虽然没有实行盐专卖，但在关税和市税的征收中，已有对盐的征收。

　　北宋时期仍然实行盐专卖政策，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由直接专卖制度向间接专卖制度发展，且征税与专卖并行。北宋初期实行盐税法，还实行商运法、官卖法。商运法就是每年收过税一钱，住卖税两钱，听商运销。官卖法就是由官运专卖。由于这两种盐法都存在弊端，后来又改行钞盐法，规定商人凡纳钱4800文，售予一票，可以领盐200斤，任其运销。并且设置都盐院作为盐价调节机关平衡盐价，以使盐有常价、钞有定数。神宗熙宁时期，为使盐商专卖，发售盐引。徽宗时蔡京当政，改钞盐法为盐引法。

　　盐专卖之外，专卖品中当推茶专卖最为重要。该制度的复杂精密、专卖收入数额的巨大，也只有茶专卖能够与盐专卖相比拟。宋代的产茶区，遍及淮河及秦岭山脉以南各地，此外在广南地区也有些茶叶生产，但产额不多。

　　北宋时期，只允许川峡、广南地区茶产的自由贸易，然而不准出境，其他地区则一律榷茶。政府买茶的钱一般是预付的，叫做“本钱”，收购时又往往压低买价。通过这种贱买的方法获得巨额利润，这种利润叫做“息钱”或者“净利钱”。茶叶的专卖，实际上是保障政府和商人共同瓜分从园户和消费者身上剥夺而来的利益。此后，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为了满足财政和国防日益增长的需要，北宋朝廷出于抑制商人争夺茶利的意图，不得不经常改变茶法。

　　在中国历史上，酒也称得上最古老的专卖品之一，但汉、唐、五代实行酒专卖，都成效甚微，北宋的酒专卖虽比前代要成功，可是其重要性尚不能和茶、盐的专卖相比拟。这完全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酒的产制极为分散，不可能大规模生产，供给的控制既不容易，专卖品的销路便成大问题，从而专卖收入也就毫无把握。即使这样，宋廷为解决用度不足，仍竭力从酒课上开辟财源，故据史册所载，“历代榷酤未有宋之甚者。”

　　在很多宋代史籍中，常把盐、茶、酒、税四事相提并论，说明他们在财政收入上都居于重要地位，且由于农业二税主要以缴纳实物为主，上述四项亦应为北宋时期政府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